前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特殊关系”始末

编者按:范承祚,1931年4月生于江苏省宝应县。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之一,1957年毕业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同年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阿尔巴尼亚语主要译员,是新中国授予和表彰的首批50名“资深翻译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先后任中国驻阿、希(腊)使馆参赞和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和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驻阿使馆人员之一,几十年间,他一直是中阿关系的亲历者、参与者和研究者。在此,他拟对中阿关系的发展历史作一简要回顾。

何谓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特殊关系”?特殊者,非一般之谓也。在当今世界约200个国家中,像以前中阿两党、两国那样的“特殊关系”现在可以说稀闻少见,凤毛麟角。中国、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一度就是“特殊关系”。

1967 年2 月,毛主席在京会见到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卡博(右一)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左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国阿尔巴尼亚,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整个50年代,中阿两国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政治诉求和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而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关系。特别是1954年两国在对方首都互设大使馆后,这种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开始了对更加贫穷、落后的阿尔巴尼亚进行经济援助。中国对阿国平等、尊重,在言、行上与它共同反对大国主义,因此赢得阿国从上到下的普遍好感。双方都感到这种关系发展得“春意盎然”,令人满意。

1957 年5 月12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笔者(右二)担任译员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和国际运动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中国、苏联两党两国开始交恶。在这种情况下,阿国同中国并肩携手,共同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直接导致了苏联对阿的断援和苏阿断交。鉴于此,中国全盘接手了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阿的一切援助,并不断加码、翻番,从那时起中阿间迅速结成了长达十多年的举世瞩目的一大一小的双边“特殊关系”。中阿关系热气腾腾,蒸蒸日上,已经从前述的“春意盎然”升温到“炎炎盛夏”。

20世纪60年代,年复一年,中阿关系的发展势头已非“螺旋形”上升,而是“火箭式”升高,真可谓年年开启“升级版”。我把当时的关系概括为“5句线个字”:上层交往多而频繁,经、军援助十分巨大,合作范畴无所不包,互相评价调门特高,礼宾接待不断破格。

1966 年“五一”前夕,北京以空前的规模——百万人载歌载舞、花团锦簇,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图为周总理陪同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在敞篷车上

1966年11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高调电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贺词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表述,把中阿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一电催动万道光”,给中阿两党、两国关系开辟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年代,毛主席还有过几次“特殊”举动:出席阿驻华大使国庆招待会,宴请阿党中央书记卡博,对1967年访华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接见了两次,等等。

1966年4月,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国党、政、人大所有主要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朱德、等,都到首都机场迎接到访的由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从北京东郊的大北窑到西城边的钓鱼台国宾馆,中国首都以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规模,出动了百万人,张灯结彩,夹道欢迎阿国的贵宾。

1967 年国庆庆典上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前排左一)同毛主席、周总理等检阅游行队伍

周恩来作为总理,1964、1965、中国报复阿尔巴尼亚1966年曾连续三次正式访问阿国,最长的一次达九天,并在阿度过1964年新年。中国政府在国内经济情况十分困难的岁月里,举全国之力援阿,总额达100亿元人民币(按1960—1970年代计算,约合当时的6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阿国人口获得人民币4000元。阿国要什么,中国给什么,有求必应,甚至无求也提供。

作为对中国的回报,阿方对中方也有三大支持: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支持中国的“”、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1967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及其恩维尔·霍查派政治局核心成员(相当于我们的常委)谢胡、卡博、巴卢库先后分批率重量级官员来华,支持中国“”,把两国关系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1968年,中阿两国党、政、军最高领导决定派军方主要负责人分别率党政代表团或党政军代表团到对方访问,同声谴责苏联和华约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年,中国为表达对阿退出华约的支持,一次性就提供援助项目30个,几乎占我方全部援助项目的1/3。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方面,阿方也给予很大支持,相比于其他两个方面,这个支持更加宝贵,因为阿方始终如一、尽心竭力、坚持不懈,所以收效甚佳,中方对此也长远铭记。

从当时的外交用词上,也可以看出中阿间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中阿双方高层为形容这种双边关系所用的词汇,已经不止于诸如“牢不可破”、“亲密无间”、“与日俱增”等高级外交用语,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ifriresearch.net/,阿根廷队而是上升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这样诗词一样的表述了。不仅如此,当时毛主席为形容中阿友好关系所创作的“语录歌”,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唱响两国城乡。

除上述方面,阿尔巴尼亚在中国还享受过别国政要和使节“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待遇。如“文革”期间,中国唯一的“副统帅”从不单独会见外宾,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1967年访华期间,却能到北京毛家湾林宅单独面晤。又如,1969年抵华履新的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在城楼上受到主席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集体接见。《人民日报》等媒体都用头版头条刊载了上述事件的新闻照片。

整个20世纪60年代加上70年代初,总共十余年的中阿关系堪称“大起”“大热”。常言道,物极必反。有“大起”,就会有“大落”;有“大热”,就可能变“大冷”。阿中一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双边关系,有很大的脆弱性。70年代,由于阿当年的主要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反对中国接受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峰会,并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的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层面上,使阿中“特殊关系”走上了不归路。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阿关系的持续发展已经达到两国人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这种“特殊关系”总体进行顺利、配合良好,彼此互动,高潮迭起,举世瞩目。可是,如前所述,这种关系也有它的脆弱性,阿方对之特别敏感。恶化中的中苏两大国关系中的一个“缓和”动作,却变成阿中关系的一个“芥蒂”。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由河内回国,中国政府同意他通过中国“过境”并在北京机场实现中苏两国总理会晤。中方此举遭到阿方的批评和反对。阿党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面向中国领导人作出“原则表态”,另一名更高的领导成员则在阿国的公开演讲中,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在反对苏修斗争中“妥协”“动摇”。这可以说是中阿关系“盛夏酷暑”中的一阵“冷风”。

中阿“特殊关系”遇到的更烦,即决定性的挫折,是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峰会。在基辛格博士为筹备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之行而刚刚离京后,周恩来迅即于1971年7月中旬向阿驻华大使罗博作了通报。中国总理表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可能因此启动,但这并不影响中阿关系的发展,中方不要求阿方同我们的做法一致。

对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恩维尔·霍查致函中共中央和主席,洋洋万言,首先对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一事未同阿方事先商量大表不满,继则摆出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声称中国此一决定“不正确”,对此阿方表示“不欢迎,不赞成,不支持”,还说各国人民也“不接受”,不同意将美帝国主义重新定位。霍查宣称,反对美、苏两霸“不可偏废”,不应该搞所谓“联美反苏”。从此,中阿关系每况愈下。

在东南欧,人们都知道,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角力加剧时,阿尔巴尼亚是该地区唯一站到中国一边的国家。十年后的7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松动,阿又是该地区唯一先声夺人起来的国家。中阿关系从先前的“大起”变成了此时的“大落”,“大热”变成了“大冷”。

当年,阿尔巴尼亚主要从三个方面主动恶化了对华关系:首先,阿主要领导人霍查一马当先、各种媒体紧跟其后,声称阿中友谊是建立在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基础上的,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就是破坏了这个基础的一半。于是,阿把“中国修正主义”同苏联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欧共修正主义并列在一起进行“反对”。其次,阿国1976年11月初召开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它的议程中,会议专列一项攻击的“三个世界理论”,公开指责这一革命理论“破坏世界革命,熄灭反帝斗争,分裂马列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阿根廷队阻碍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等等。再次,阿方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阿一方面攻击中国援助“意在破坏”阿经济,另一方面又说阿“绝不在外来的压力下低头”这样煽动性的语言,导致阿、中政府间的一场你来我往的“照会战”,最终迫使中方对阿停止援助、撤退专家。

在中阿关系因尼克松访华而急转直下、从“盛夏”到“凉秋”的岁月里,我国方面对阿无论是连篇累牍、紧锣密鼓的攻击,还是声嘶力竭、无休无止的诋毁,总是“骂不还口,不与论战”,在“照会战”中也尽量不使争论矛盾激化。由于中方一再忍让,才使阿中不致断交。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最坏的时候,我们当时称之为“严冬”或曰“破裂”。

中阿关系的“好”与“坏”,都同霍查本人的作用有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国广大群众在六七十年代期间只知道中阿关系较长时间红红火火,而基本上不了解为何七八十年代偃旗息鼓,原因就在于阿岁月中我方实行的上述“三不”对策。大国对小国如此做法,显然利大于弊。阿尔巴尼亚的也给自己酿成“苦果”:阿国内经济跌落到深渊,GDP从70年代的800美元下降至80年代的200美元。

1985年霍查逝世,阿利雅上台,阿中关系重又逐步走上正常外交的路子——这是阿尔巴尼亚国家主席阿利雅在我作为中国第十任驻阿大使递交国书时(1986年9月)的重要表态。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中,阿最终也变了:阿劳动党下台,社会主义不再。经过20世纪末几年伤筋动骨的动乱,到相对缓解、稳定,阿国内主要形成的两大党——和社会党先后轮流执政,阿中关系也恢复到友好的程度。

冷战结束后这些年,阿尔巴尼亚历届民选总统和政府总理都曾应邀访华。他们都公开承认霍查一度对阿中关系铸成大错。中国的领导人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访问了阿国。现在,中阿传统的友好关系比之过去,没有历史纠纷瓜葛,也不存在现实的利害冲突,显得健康、实在,更经得住时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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