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现在对中国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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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层面看,现在阿尔巴尼亚政府完全是追随美国的,美国在国际场合一对中国出招,它和波兰,捷克等肯定摇旗呐喊。美国从关塔纳摩释放出来的几个dongtu,吆喝了一了溜够,也没国家敢收留,最后还是阿尔巴尼亚为主子分劳,把这几个货给接到他们那里去了。

至于老百姓,我虽然没去过阿尔巴尼亚,但是以前在德国还是接触了不少阿尔巴尼亚人,除了那些科索沃难民外,真正从阿尔巴尼亚出来的人,由于以前中国对阿大规模援助的历史,中国报复阿尔巴尼亚他们和中国人之间还算客气友好,起码聊天时不愁没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大到毛和霍查,小到解放牌卡车,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青岛缝纫机等等。哪个阿尔巴尼亚人没用过中国货,或者和中国专家接触过呢。

1990年联合国制裁中国时阿尔及利亚与阿尔巴尼亚是弃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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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 中国离不开联合国,联合国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报复阿尔巴尼亚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愿意为联合国的改革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当前,中国正与联合国各成员国一起,致力于有效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反对任何国家绕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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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笛箫音乐走进阿尔巴尼亚姜瑜大使出席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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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1日晚,明月皎皎,海风徐徐,笛箫声声,中国竹笛乐团在亚德里亚海滨奏响悠扬的东方之声。克洛西部长称赞这是一场中国传统乐器呈现的音乐盛宴,艺术家们展现了高超的技艺,与亚德里亚海海滨的美景相得益彰。期待更多中国高水平艺术团组来阿访演,在增进阿人民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同时,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来阿旅游。

2018年8月21日晚,明月皎皎,海风徐徐,笛箫声声,中国竹笛乐团在亚德里亚海滨奏响悠扬的东方之声。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姜瑜、阿旅游和环境部长克洛西、议会阿中友好小组主席、前总理菲诺,都拉斯市市长达科、卡瓦亚市市长萨基亚、国家旅游局长盖加、阿中文化协会会长斯巴修、阿中友好协会会长纳诺、地拉那大学孔院、都拉斯大学师生、阿各界友好人士、部分外国驻阿使团代表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挪威、匈牙利等多国游客,共400余人出席了“笛箫传天籁”主题音乐会。

克洛西部长称赞这是一场中国传统乐器呈现的音乐盛宴,艺术家们展现了高超的技艺,与亚德里亚海海滨的美景相得益彰。期待更多中国高水平艺术团组来阿访演,在增进阿人民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同时,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来阿旅游。

姜大使表示,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蓬勃发展,文化加深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促进了民心相通。中国传统乐器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希望各国观众通过古朴的丝竹之音感受到浪漫诗意的中国文化,走近璀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国音乐家希望在与各国文化相互借鉴、融合中碰撞出新的华彩乐章。

中国竹笛乐团的艺术家们用创新改编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竹笛乐器丰富的表现力,将中国竹笛乐器与中国传统乐器尺八、二胡协作相互协作,在传承民乐精髓的同时,融入了西方乐器钢琴,中西方音乐的撞击交融震撼人心。

作品《竹枝词》借用了古名内容却并非描写田园风情,经过乐团重新创编呈现出全新的音乐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青年二胡演奏家柴帅表演的一曲《河南小曲》是以河南曲剧为音调而创作的二胡与竹笛乐团的室内乐作品,演奏家柴帅在表演当中借鉴了坠胡的演奏技巧让二胡的表现力更为丰富。音乐会的另一亮点是古曲改编的女生独唱曲目《阳关三叠》,中国竹笛乐团与女高音歌唱家黄璐的合作演出让观众沉浸在悠远绵长的离别意境当中,这首乐曲也是中国经典声乐作品之一。

更让意犹未尽观众惊喜的是乐团还特别编排了一曲阿国民乐《Si Dukat》作为返场曲目。现场一位华侨观众称赞说:“在异国他乡听到这样一场中国韵味十足、悠扬恬淡的笛箫音乐会很是难得,也让我想念远方的祖国。”

阿主流媒体24小时新闻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全景报》、中国报复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报》对演出亦进行了报道。

此次中东欧巡演,著名国乐大师、圣手箫王、笛王、笛箫壎演奏家张维良教授率领的中国竹笛乐团,自8月6日至21日共举办了七场音乐会,足迹遍布萨拉热窝、扎达尔、诺瓦利亚、帕格、苏博蒂察、奥赫里德和杜拉斯等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巡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推动了东西方高水准的音乐艺术交流,将中国的传统音乐带向了世界,展示出了中国音乐极高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技巧,让当地各国音乐界和观众深刻体验到我国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也为打造具有国际一流影响、高水平的中国文化品牌贡献了强大的专业力量。在全球文化多元的今天,张维良教授带领中国竹笛乐团为中国传统器乐的发展努力探索着,以古老的乐器笛箫演奏出了古今、雅俗、中西文化互融之新声,开启国乐走向世界舞台的新篇章。

此次五国七地的巡演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理念的体现,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实践。中国竹笛乐团用音乐助力“一带一路”的建设,加深了中国与中东欧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彼此理解和相互尊重,通过音乐的魅力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1978年阿尔巴尼亚挑衅 宣布援助“断 撤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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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阿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解散该公司,中断了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我个人非常拥护斩钉截铁的态度:断!撤!停!这就是对阿断援助,撤专家,停项目。

1959年4月14日,到机场迎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左一)。图片来源:青岛新闻网

《中共党史研究》最近(2006年8月,编者注)发表了由原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口述、宗道一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于1949年11月23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差不多整个50年代就是两国关系的“春季”。50年代的中后期,苏联日益嚣张地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60年代开始对阿不断施压。导致1961年阿苏断交。这个时候,中阿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斗争中互相支持。中国报复阿尔巴尼亚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初,堪称两国关系的“夏季”。

但阿主要领导人是很敏感的,也可以说是很计较的。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途经北京,周总理和他在首都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就很反感,因为这个,在出席我们建国20周年庆典上,他们还特意降低了规格。本来应该是部长会议主席来的,后来来了个副主席。1972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也引起了阿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其报刊对此发表了一系列极不友好的文章。中阿关系从此进入了“秋季”。

1975年我作为使馆参赞来阿工作。自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尤其是那位身居高位、“左”得出奇的“一号”领导人,屡次亲自披挂上阵。他攻击中国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然后就攻击黄华外长、主管副外长余湛,还有刘振华大使。我国如何对待呢?两句线个字:骂不还口,不予置理。

在阿劳动党中央高层,那位“一号”领导人还曾把他们的党内斗争同周恩来总理连在一起而加以攻击,胡说周总理给巴卢库施加压力,从而使巴卢库这个“反党集团”在周恩来的“修正主义路线”面前屈服了。这简直是胡编乱造。1972年冬,在巴卢库(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再次率军事代表团访华时,总理和他长谈,是我现场做的翻译。阿方提出了庞大军事要求的单子:用已有的和争取从中方要到手的500辆甚至更多的坦克,部署在亚得里亚海滨,建筑一条对付以美帝为首的北约和苏修为首的华约的“钢铁长城”。周总理指出,仗不能这么打,就是按照你提的要求给你500辆坦克,你也不一定打得过人家。阿方还“提供”他们获得的最新情报:美、苏要抢先武装夺取阿尔巴尼亚,所以阿方要中国给它如此大的军援。周总理指出,阿尔巴尼亚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万一要打,也只能打运动战。周总理最后说:“现在还看不出美、苏都要抢先武装夺取阿尔巴尼亚。”“我们怎么没获得这个情报啊?”周恩来问我们周围的中方将军说,“难道我们是白吃饭的啊?”

周总理的这番坦诚的讲话很有说服力,怎么被歪曲成“向巴卢库施压”呢?阿高级领导层在肉体上消灭“巴卢库军事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同时,还公开胡说巴卢库的修正主义路线“通向遥远的地方”,意指中国。

前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特殊关系”始末

编者按:范承祚,1931年4月生于江苏省宝应县。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之一,1957年毕业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同年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阿尔巴尼亚语主要译员,是新中国授予和表彰的首批50名“资深翻译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先后任中国驻阿、希(腊)使馆参赞和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和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驻阿使馆人员之一,几十年间,他一直是中阿关系的亲历者、参与者和研究者。在此,他拟对中阿关系的发展历史作一简要回顾。

何谓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特殊关系”?特殊者,非一般之谓也。在当今世界约200个国家中,像以前中阿两党、两国那样的“特殊关系”现在可以说稀闻少见,凤毛麟角。中国、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一度就是“特殊关系”。

1967 年2 月,毛主席在京会见到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卡博(右一)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左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国阿尔巴尼亚,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整个50年代,中阿两国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政治诉求和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而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关系。特别是1954年两国在对方首都互设大使馆后,这种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开始了对更加贫穷、落后的阿尔巴尼亚进行经济援助。中国对阿国平等、尊重,在言、行上与它共同反对大国主义,因此赢得阿国从上到下的普遍好感。双方都感到这种关系发展得“春意盎然”,令人满意。

1957 年5 月12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笔者(右二)担任译员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和国际运动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中国、苏联两党两国开始交恶。在这种情况下,阿国同中国并肩携手,共同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直接导致了苏联对阿的断援和苏阿断交。鉴于此,中国全盘接手了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阿的一切援助,并不断加码、翻番,从那时起中阿间迅速结成了长达十多年的举世瞩目的一大一小的双边“特殊关系”。中阿关系热气腾腾,蒸蒸日上,已经从前述的“春意盎然”升温到“炎炎盛夏”。

20世纪60年代,年复一年,中阿关系的发展势头已非“螺旋形”上升,而是“火箭式”升高,真可谓年年开启“升级版”。我把当时的关系概括为“5句线个字”:上层交往多而频繁,经、军援助十分巨大,合作范畴无所不包,互相评价调门特高,礼宾接待不断破格。

1966 年“五一”前夕,北京以空前的规模——百万人载歌载舞、花团锦簇,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图为周总理陪同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在敞篷车上

1966年11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高调电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贺词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表述,把中阿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一电催动万道光”,给中阿两党、两国关系开辟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年代,毛主席还有过几次“特殊”举动:出席阿驻华大使国庆招待会,宴请阿党中央书记卡博,对1967年访华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接见了两次,等等。

1966年4月,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国党、政、人大所有主要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朱德、等,都到首都机场迎接到访的由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从北京东郊的大北窑到西城边的钓鱼台国宾馆,中国首都以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规模,出动了百万人,张灯结彩,夹道欢迎阿国的贵宾。

1967 年国庆庆典上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前排左一)同毛主席、周总理等检阅游行队伍

周恩来作为总理,1964、1965、中国报复阿尔巴尼亚1966年曾连续三次正式访问阿国,最长的一次达九天,并在阿度过1964年新年。中国政府在国内经济情况十分困难的岁月里,举全国之力援阿,总额达100亿元人民币(按1960—1970年代计算,约合当时的6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阿国人口获得人民币4000元。阿国要什么,中国给什么,有求必应,甚至无求也提供。

作为对中国的回报,阿方对中方也有三大支持: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支持中国的“”、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1967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及其恩维尔·霍查派政治局核心成员(相当于我们的常委)谢胡、卡博、巴卢库先后分批率重量级官员来华,支持中国“”,把两国关系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1968年,中阿两国党、政、军最高领导决定派军方主要负责人分别率党政代表团或党政军代表团到对方访问,同声谴责苏联和华约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年,中国为表达对阿退出华约的支持,一次性就提供援助项目30个,几乎占我方全部援助项目的1/3。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方面,阿方也给予很大支持,相比于其他两个方面,这个支持更加宝贵,因为阿方始终如一、尽心竭力、坚持不懈,所以收效甚佳,中方对此也长远铭记。

从当时的外交用词上,也可以看出中阿间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中阿双方高层为形容这种双边关系所用的词汇,已经不止于诸如“牢不可破”、“亲密无间”、“与日俱增”等高级外交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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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方面,阿尔巴尼亚在中国还享受过别国政要和使节“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待遇。如“文革”期间,中国唯一的“副统帅”从不单独会见外宾,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1967年访华期间,却能到北京毛家湾林宅单独面晤。又如,1969年抵华履新的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在城楼上受到主席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集体接见。《人民日报》等媒体都用头版头条刊载了上述事件的新闻照片。

整个20世纪60年代加上70年代初,总共十余年的中阿关系堪称“大起”“大热”。常言道,物极必反。有“大起”,就会有“大落”;有“大热”,就可能变“大冷”。阿中一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双边关系,有很大的脆弱性。70年代,由于阿当年的主要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反对中国接受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峰会,并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的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层面上,使阿中“特殊关系”走上了不归路。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阿关系的持续发展已经达到两国人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这种“特殊关系”总体进行顺利、配合良好,彼此互动,高潮迭起,举世瞩目。可是,如前所述,这种关系也有它的脆弱性,阿方对之特别敏感。恶化中的中苏两大国关系中的一个“缓和”动作,却变成阿中关系的一个“芥蒂”。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由河内回国,中国政府同意他通过中国“过境”并在北京机场实现中苏两国总理会晤。中方此举遭到阿方的批评和反对。阿党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面向中国领导人作出“原则表态”,另一名更高的领导成员则在阿国的公开演讲中,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在反对苏修斗争中“妥协”“动摇”。这可以说是中阿关系“盛夏酷暑”中的一阵“冷风”。

中阿“特殊关系”遇到的更烦,即决定性的挫折,是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峰会。在基辛格博士为筹备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之行而刚刚离京后,周恩来迅即于1971年7月中旬向阿驻华大使罗博作了通报。中国总理表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可能因此启动,但这并不影响中阿关系的发展,中方不要求阿方同我们的做法一致。

对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恩维尔·霍查致函中共中央和主席,洋洋万言,首先对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一事未同阿方事先商量大表不满,继则摆出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声称中国此一决定“不正确”,对此阿方表示“不欢迎,不赞成,不支持”,还说各国人民也“不接受”,不同意将美帝国主义重新定位。霍查宣称,反对美、苏两霸“不可偏废”,不应该搞所谓“联美反苏”。从此,中阿关系每况愈下。

在东南欧,人们都知道,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角力加剧时,阿尔巴尼亚是该地区唯一站到中国一边的国家。十年后的7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松动,阿又是该地区唯一先声夺人起来的国家。中阿关系从先前的“大起”变成了此时的“大落”,“大热”变成了“大冷”。

当年,阿尔巴尼亚主要从三个方面主动恶化了对华关系:首先,阿主要领导人霍查一马当先、各种媒体紧跟其后,声称阿中友谊是建立在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基础上的,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就是破坏了这个基础的一半。于是,阿把“中国修正主义”同苏联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欧共修正主义并列在一起进行“反对”。其次,阿国1976年11月初召开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它的议程中,会议专列一项攻击的“三个世界理论”,公开指责这一革命理论“破坏世界革命,熄灭反帝斗争,分裂马列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阿根廷队阻碍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等等。再次,阿方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阿一方面攻击中国援助“意在破坏”阿经济,另一方面又说阿“绝不在外来的压力下低头”这样煽动性的语言,导致阿、中政府间的一场你来我往的“照会战”,最终迫使中方对阿停止援助、撤退专家。

在中阿关系因尼克松访华而急转直下、从“盛夏”到“凉秋”的岁月里,我国方面对阿无论是连篇累牍、紧锣密鼓的攻击,还是声嘶力竭、无休无止的诋毁,总是“骂不还口,不与论战”,在“照会战”中也尽量不使争论矛盾激化。由于中方一再忍让,才使阿中不致断交。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最坏的时候,我们当时称之为“严冬”或曰“破裂”。

中阿关系的“好”与“坏”,都同霍查本人的作用有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国广大群众在六七十年代期间只知道中阿关系较长时间红红火火,而基本上不了解为何七八十年代偃旗息鼓,原因就在于阿岁月中我方实行的上述“三不”对策。大国对小国如此做法,显然利大于弊。阿尔巴尼亚的也给自己酿成“苦果”:阿国内经济跌落到深渊,GDP从70年代的800美元下降至80年代的200美元。

1985年霍查逝世,阿利雅上台,阿中关系重又逐步走上正常外交的路子——这是阿尔巴尼亚国家主席阿利雅在我作为中国第十任驻阿大使递交国书时(1986年9月)的重要表态。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中,阿最终也变了:阿劳动党下台,社会主义不再。经过20世纪末几年伤筋动骨的动乱,到相对缓解、稳定,阿国内主要形成的两大党——和社会党先后轮流执政,阿中关系也恢复到友好的程度。

冷战结束后这些年,阿尔巴尼亚历届民选总统和政府总理都曾应邀访华。他们都公开承认霍查一度对阿中关系铸成大错。中国的领导人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访问了阿国。现在,中阿传统的友好关系比之过去,没有历史纠纷瓜葛,也不存在现实的利害冲突,显得健康、实在,更经得住时间考验。